幾些年前，《南風》攝影集要在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辦大型展覽，我接到資深研究員黃旭詢問，是否有前往台西村開展「社區劇場」的意願。那是一次具轉折性的邀約，因為，我打從心裡深處明白，這將不是通常了解的、關於制式社區劇場的操作。最尋常容易的判斷，來自於：首先，它是一個幾乎無人聞問的臨海荒村；而後，因為空汙的關係，它已鄰近「癌症村」的境況。兩相加乘，便是既沒可預期的社區小而美的願景，更是被諸多繁複議題所緊綁的焦點。但，經驗與認識，卻敲動著心中的鼓，引我前去。像在證實一直以來的判斷：不被社會主流觀點所預期的價值，通常愈能貼近底層的真實台中水晶專賣店，這成為走進村子最重要的驅動力。
從此，約莫半年時間，從酷暑到冬寒，每周都守著預先準備好的行程，從台中沿著濱海快速道路，前往漸漸受到媒體關注的荒村。當然還是從蹲點展開田野調查開始；這同時，也在活動中心或海風吹來的路燈下，展開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身體訓練，並同時進行故事蒐集的工作。「演戲歐！啊──是要演歌仔戲歐…我們又不會唱歌仔戲…」這是最早也最平常搜到的話語，從參與劇場身體活動的農民脫口而出。當然，共同參與是為了創造對等的視線，這也是無法迴避的尋常功課。於是，便在打破障礙的過程中，尋找到彼此對話的連結點。那是有一回，我們透過農民們帶來的物件（例如：扁擔、鐮刀、捕魚網、種西瓜鏟…），嘗試發展劇本中的朗讀告白時，我終而問了悶在心中長久的一句話。「你們有共同坐下來對外面說過村子的心聲嗎？」我用閩南話這樣問，「如果想對得起祖先、土地，對得起下一代，這是現實對你們的要求…」。「歐！各自對媒體或民意代表說過啦！」坐在許桑一旁的萬順仔，是村裡的模範農夫，他雖不喜扮田間的意見領袖，說起話來，卻意有所指，「講得再多，選舉前搥胸保證，選後沒一張支票被兌現過！」「這就對了！自己都沒一起對社會發言，怎麼就那麼相信媒體或民代…」進一步，我說，「阮沒要演歌仔戲啦！阮主要就是坐下來，共同向社會講出農民的心聲…」現在回想，恰恰是這席適時湧到嘴角的心裡話吧！很大的改變了農民參與進劇場來發言的行動。當然，關於戲劇作為一種文化表現，得以用行動方式展現的說法或想法，遠遠並非農民腳踩水田的日常思考。但，共同行動這件事，很多時候，恰是擊碎隔開知識分子與庶民之間，那堵牢牆最可靠方法，特別當行動都說服雙方時。這時，處於長久文化沉默的農民開口了，打破了噤聲。這是劇場帶給這世界最生動且具啟發性的重要瞬間。因為，通常我們在國際分工的範圍內，探索亞、非、拉弱勢國家及人民的第三世界；但，誰料第三世界就在我們日常生活的鄰近，只不過就存在於都市邊緣的鄉村。五月金陽的某一個日午，帶著這樣的認知與心境，前往探望久未謀面的作家黃春明。這是前《人間》雜誌夥伴們與黃老師的約定。見了面，在他迎陽的客廳一夥人坐了下來，就見完全看不出高齡且罹癌的他，一臉充滿好奇與興奮的說起了種種相關文學與報導的事情，智慧之語經常靈光閃現於小小的客廳中。「我說話時，手舞足蹈是有原因的…」稍稍拉高的嗓門，增添了現場的熱絡，「因為我去演講時，心裡想的與身體做的…就是『演』與『講』兩件事不可少、不可分！」。恰恰是這樣的情境下，黃春明提及他小說生涯中，如何以一位關切弱勢民眾的作家觀點，遠赴亞洲異地演講的經驗。這次，他特別提及的是，有一回在沖繩大學的演講。那時，他與作家陳映真相同，在戒嚴體制下歷經既衝擊且須噤聲的越戰經驗，因而，更深切地關注起亞洲第三世界的問題。很生動活潑的事情是，黃春明做為歐哲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愈來愈為稀少罕見的「說故事的人」，他的第三世界理念，是以故事情節來帶動觀眾，而非抽象的社會哲學。「演講前，我和幾位當地的作家前往海灘，了解二戰時美軍登陸的戰爭真相！」黃春明說起故事，身姿一向生動，「就在沙灘上邊走邊想著戰時往事時，一隻帶著可口可樂瓶蓋的寄居蟹，爬過了我的腳趾前，我彎下腰去，好奇的將牠撿起來。」。寄居蟹在沖繩海灘寄居的殼，竟然是象徵美式資本主義的可口可樂瓶蓋。這背後的嘲諷意味深厚，且引人深思。因為，二戰後，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沖繩，因日本戰敗而劃歸美國；降至1972年，在美日協防亞洲的情勢下，美國又將沖繩歸還給日本，附帶條件為美軍基地的設立。因此，可以說，沖繩是日本與美國戰略殖民體系底下的犧牲個體，這是做為琉球原住民所在的沖繩人的悲劇。現在，這隻象徵沖繩命運的寄居蟹，頂著一只可口可樂瓶蓋為居家的掩護，就像徘徊在美、日殖民體系下第三世界人民。「所以…我說第三世界也可以發生在國家或社會的內部！」黃春明補充說。這無疑是一個異常生動的日午。我們從說故事的人——黃春明的口述中，聽到一隻寄居蟹的故事。如果，這個故事在作家的生花妙筆下，添加進了魔幻寫實的況味，或許寄居蟹會從可口可樂瓶蓋中探出頭來，和我們既「演」與「講」地表達他作為沖繩「住民」的命運，這就當真是另一段說出故事來的人的故事了！當然，這並未真正發生。最後，黃春明還說了，他在演講前，從一只盒子裡取出這隻寄居蟹，將牠在口裡哈了熱氣，放在講台上，讓寄居蟹爬了一小段路後，才開始說話。演講完後，引來全堂的熱烈回應，爭相討論沖繩作為美日內部殖民地的諸多問題！這是一個說故事的作家，最為生動的一場演講。因為，他說出了：說不出自己故事的一隻寄居蟹的故事！最為有意思的事情，卻也發生在班雅明以「水手」和「農夫」來形容「說故事的人」。兩者的人生既南轅北轍且異曲同工。往往當一個航行於茫茫汪洋的未知旅途時；另一個，卻在牢牢固守的田地裡，遙望著藍天上，恰有一雙候鳥的翅膀飛越過家園。而我們這樣看著他們的差別時，或也是認識他們心中生動故事，最好的時機。就水手而言，魔幻般的想像有助於描繪他彩虹的故事；就農夫而言，故事就在他深深下陷於田水泥濘中的腳踝上，又或者在他胸口低下的汗水交奏起的民謠中。因此，真也不妨想想：一個坐在甲板上，任由時間被海天遺忘的水手，如何在腦海中，突而閃過他家鄉土地上，一個木訥的農夫，在一個風雨來襲的夜晚，像被神明附了體般，決定在那棵老榕樹蔭下，說起一千零一個故事的神奇事蹟！這肯定會讓我們難以忘懷，他們是以怎樣既魔幻又寫實的心境，交換著彼此渴切的眼神和呼吸了！我是這樣坐著，像那在海途中不斷交換自己的想像與現實的水手，安靜地享受著陽光從落地窗灑進來的午後，如何繼續遞來眼前這位說故事的老手，用他爽朗的嗓門與身手，「演」與「講」著種種多采多姿的記憶與未來。直到臨別時，站起身來與他合照的瞬間，終而，發現自己像田土上那位木訥的農夫，從身體裡湧出了幾些詩行。回家後，順著交錯的異想，寫下了一首詩，說是：說故事的人，說了一個日常的故事最後的結局是一個孤寂死去的年輕靈魂他的獨白，或將出現在虛構的小說中或將成為埋藏在書中的一則寓言但，總感覺他將從文字中 出走回到說故事的人 身旁和他相依一整個生命的季節因為，故事已愈來愈遙遠而世界變得愈蒼涼只是人們難以從網路上取得蒼涼世紀的沉重資訊於是，前往說書人的記憶中盜取一支時間的錨讓故事的船飄盪洋面帶回水手離鄉時的背影以及，那空間中，無從度量的旅程其實，故事已被關進黑暗裡在關機的電腦螢幕內無從追索一顆種籽的命名於是，跟隨田土裡烙深的腳印像是走在永恆時間中的一陣風，或一株稻穗消逝或收割，都始終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於是，農夫問路過的人故事在哪裡？路人指著沾滿泥濘的腳底，不發一語說故事的人，回到那百年榕樹下他準備說一個尋常的故事卻發現老樹根，不尋常的蠕動如巨蟒將他緊緊纏繞，吐納地底最深的肺活量並且發出，世紀以來最最懇切的聲音說著：「留下來吧！留下說故事的每一刻瞬間！」(中國時報)
從此，約莫半年時間，從酷暑到冬寒，每周都守著預先準備好的行程，從台中沿著濱海快速道路，前往漸漸受到媒體關注的荒村。當然還是從蹲點展開田野調查開始；這同時，也在活動中心或海風吹來的路燈下，展開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身體訓練，並同時進行故事蒐集的工作。「演戲歐！啊──是要演歌仔戲歐…我們又不會唱歌仔戲…」這是最早也最平常搜到的話語，從參與劇場身體活動的農民脫口而出。當然，共同參與是為了創造對等的視線，這也是無法迴避的尋常功課。於是，便在打破障礙的過程中，尋找到彼此對話的連結點。那是有一回，我們透過農民們帶來的物件（例如：扁擔、鐮刀、捕魚網、種西瓜鏟…），嘗試發展劇本中的朗讀告白時，我終而問了悶在心中長久的一句話。「你們有共同坐下來對外面說過村子的心聲嗎？」我用閩南話這樣問，「如果想對得起祖先、土地，對得起下一代，這是現實對你們的要求…」。「歐！各自對媒體或民意代表說過啦！」坐在許桑一旁的萬順仔，是村裡的模範農夫，他雖不喜扮田間的意見領袖，說起話來，卻意有所指，「講得再多，選舉前搥胸保證，選後沒一張支票被兌現過！」「這就對了！自己都沒一起對社會發言，怎麼就那麼相信媒體或民代…」進一步，我說，「阮沒要演歌仔戲啦！阮主要就是坐下來，共同向社會講出農民的心聲…」現在回想，恰恰是這席適時湧到嘴角的心裡話吧！很大的改變了農民參與進劇場來發言的行動。當然，關於戲劇作為一種文化表現，得以用行動方式展現的說法或想法，遠遠並非農民腳踩水田的日常思考。但，共同行動這件事，很多時候，恰是擊碎隔開知識分子與庶民之間，那堵牢牆最可靠方法，特別當行動都說服雙方時。這時，處於長久文化沉默的農民開口了，打破了噤聲。這是劇場帶給這世界最生動且具啟發性的重要瞬間。因為，通常我們在國際分工的範圍內，探索亞、非、拉弱勢國家及人民的第三世界；但，誰料第三世界就在我們日常生活的鄰近，只不過就存在於都市邊緣的鄉村。五月金陽的某一個日午，帶著這樣的認知與心境，前往探望久未謀面的作家黃春明。這是前《人間》雜誌夥伴們與黃老師的約定。見了面，在他迎陽的客廳一夥人坐了下來，就見完全看不出高齡且罹癌的他，一臉充滿好奇與興奮的說起了種種相關文學與報導的事情，智慧之語經常靈光閃現於小小的客廳中。「我說話時，手舞足蹈是有原因的…」稍稍拉高的嗓門，增添了現場的熱絡，「因為我去演講時，心裡想的與身體做的…就是『演』與『講』兩件事不可少、不可分！」。恰恰是這樣的情境下，黃春明提及他小說生涯中，如何以一位關切弱勢民眾的作家觀點，遠赴亞洲異地演講的經驗。這次，他特別提及的是，有一回在沖繩大學的演講。那時，他與作家陳映真相同，在戒嚴體制下歷經既衝擊且須噤聲的越戰經驗，因而，更深切地關注起亞洲第三世界的問題。很生動活潑的事情是，黃春明做為歐哲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愈來愈為稀少罕見的「說故事的人」，他的第三世界理念，是以故事情節來帶動觀眾，而非抽象的社會哲學。「演講前，我和幾位當地的作家前往海灘，了解二戰時美軍登陸的戰爭真相！」黃春明說起故事，身姿一向生動，「就在沙灘上邊走邊想著戰時往事時，一隻帶著可口可樂瓶蓋的寄居蟹，爬過了我的腳趾前，我彎下腰去，好奇的將牠撿起來。」。寄居蟹在沖繩海灘寄居的殼，竟然是象徵美式資本主義的可口可樂瓶蓋。這背後的嘲諷意味深厚，且引人深思。因為，二戰後，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沖繩，因日本戰敗而劃歸美國；降至1972年，在美日協防亞洲的情勢下，美國又將沖繩歸還給日本，附帶條件為美軍基地的設立。因此，可以說，沖繩是日本與美國戰略殖民體系底下的犧牲個體，這是做為琉球原住民所在的沖繩人的悲劇。現在，這隻象徵沖繩命運的寄居蟹，頂著一只可口可樂瓶蓋為居家的掩護，就像徘徊在美、日殖民體系下第三世界人民。「所以…我說第三世界也可以發生在國家或社會的內部！」黃春明補充說。這無疑是一個異常生動的日午。我們從說故事的人——黃春明的口述中，聽到一隻寄居蟹的故事。如果，這個故事在作家的生花妙筆下，添加進了魔幻寫實的況味，或許寄居蟹會從可口可樂瓶蓋中探出頭來，和我們既「演」與「講」地表達他作為沖繩「住民」的命運，這就當真是另一段說出故事來的人的故事了！當然，這並未真正發生。最後，黃春明還說了，他在演講前，從一只盒子裡取出這隻寄居蟹，將牠在口裡哈了熱氣，放在講台上，讓寄居蟹爬了一小段路後，才開始說話。演講完後，引來全堂的熱烈回應，爭相討論沖繩作為美日內部殖民地的諸多問題！這是一個說故事的作家，最為生動的一場演講。因為，他說出了：說不出自己故事的一隻寄居蟹的故事！最為有意思的事情，卻也發生在班雅明以「水手」和「農夫」來形容「說故事的人」。兩者的人生既南轅北轍且異曲同工。往往當一個航行於茫茫汪洋的未知旅途時；另一個，卻在牢牢固守的田地裡，遙望著藍天上，恰有一雙候鳥的翅膀飛越過家園。而我們這樣看著他們的差別時，或也是認識他們心中生動故事，最好的時機。就水手而言，魔幻般的想像有助於描繪他彩虹的故事；就農夫而言，故事就在他深深下陷於田水泥濘中的腳踝上，又或者在他胸口低下的汗水交奏起的民謠中。因此，真也不妨想想：一個坐在甲板上，任由時間被海天遺忘的水手，如何在腦海中，突而閃過他家鄉土地上，一個木訥的農夫，在一個風雨來襲的夜晚，像被神明附了體般，決定在那棵老榕樹蔭下，說起一千零一個故事的神奇事蹟！這肯定會讓我們難以忘懷，他們是以怎樣既魔幻又寫實的心境，交換著彼此渴切的眼神和呼吸了！我是這樣坐著，像那在海途中不斷交換自己的想像與現實的水手，安靜地享受著陽光從落地窗灑進來的午後，如何繼續遞來眼前這位說故事的老手，用他爽朗的嗓門與身手，「演」與「講」著種種多采多姿的記憶與未來。直到臨別時，站起身來與他合照的瞬間，終而，發現自己像田土上那位木訥的農夫，從身體裡湧出了幾些詩行。回家後，順著交錯的異想，寫下了一首詩，說是：說故事的人，說了一個日常的故事最後的結局是一個孤寂死去的年輕靈魂他的獨白，或將出現在虛構的小說中或將成為埋藏在書中的一則寓言但，總感覺他將從文字中 出走回到說故事的人 身旁和他相依一整個生命的季節因為，故事已愈來愈遙遠而世界變得愈蒼涼只是人們難以從網路上取得蒼涼世紀的沉重資訊於是，前往說書人的記憶中盜取一支時間的錨讓故事的船飄盪洋面帶回水手離鄉時的背影以及，那空間中，無從度量的旅程其實，故事已被關進黑暗裡在關機的電腦螢幕內無從追索一顆種籽的命名於是，跟隨田土裡烙深的腳印像是走在永恆時間中的一陣風，或一株稻穗消逝或收割，都始終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於是，農夫問路過的人故事在哪裡？路人指著沾滿泥濘的腳底，不發一語說故事的人，回到那百年榕樹下他準備說一個尋常的故事卻發現老樹根，不尋常的蠕動如巨蟒將他緊緊纏繞，吐納地底最深的肺活量並且發出，世紀以來最最懇切的聲音說著：「留下來吧！留下說故事的每一刻瞬間！」(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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